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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台湾本省籍将领在台湾军队中崛起

http://jczs.sina.com.cn 2002年8月30日 09:26 人民网

  台湾军队最早是国民党从大陆带去的,因而其军事主官长期由外省将领担任,本省人很难染指。20世纪60年代以后,大量本省籍青年从军,台军基层人事结构因此逐步发生改变,但校级以上的军官仍由外省人一统天下。90年代以后,随着本省军人升职增多,更重要的是李登辉与陈水扁刻意栽培本土将领,台籍军官迅速崛起,并于今年2月全面掌控军队。50多年来,台籍将领崛起大体经历了初露头角、稳定成长、迅速崛起和全面掌权四个时期。

  初露头角

  时间为1949年至1965年。国民党去台湾初期,根基不稳,且政局动荡不安,尤其是“二.二八事件”造成的社会冲突,再加上50年代初美国对台政策摇摆不定,60年代的雷震“自由中国”事件,更使台湾政局充满了变数。为因应内外压力,解决台海战事危机,缓和战后经济破败引发的社会动荡,达成“反共复国”使命,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不得不实施军事“本土化”政策,以加强和发展军事力量,与大陆隔海对峙。因而台籍将领获得了成长的机遇。

  早在国民党去台湾前夕,蒋介石即令陆军官校第二十三期的23名台籍学员及军中台籍军事干部全数空运原籍。1950年,蒋介石在台湾宣布“复职视事”后,重建了台湾的军事体制,提出了一项配合“动员体制”的“军事本土化”政策,以此来缓和军队危机。该项政策的实施,为台籍将领的成长提供了必要的环境。其主要步骤有:第一,鼓励年轻军官与台湾当地女子通婚,藉通婚减少省籍隔阂。通婚制度的实施,扩大了军官的生活圈,使许多将领逐步认同台湾,进而缓和了省籍矛盾,间接扩大了国民党的社会统治基础。据统计,台湾陆军官校第二十四至第二十九期毕业的将领,约有三分之一的妻子是台湾人,这批将领成为80年代90年代初台军骨干军官。第二是实施军校保送制度,选拔台籍优秀学生进入三军官校深造,并列为培植对象。这批军官后来不少晋升到少将、中将甚至上将,如曾任“国防部副部长”的郭宗清、曾任海军“总司令”的庄铭耀等。第三是优先选拔台籍军官进入台军各指挥参谋学院进行深造。

  随着台湾当局“军事本土化”政策的实施,台籍将领于60年代在台湾军事舞台上渐露头角。据台“国防部”1965年的统计显示,台湾军队中已有13.8%的尉官、9.6%的校官和1.3%的将官是本土出生的。

  稳定成长

  时间为1965年至1978年。这一时期,台湾岛内外的形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当时岛内外形势对台湾当局非常不利,为摆脱危机,处于接班过程中的蒋经国开始推行各项改革,其中军队改革是其改革政策中的重要一环。1972年蒋经国出任“行政院长”后,在军中大力实施“本土化”政策,并将推动任务交由高魁元、赖名汤、宋长志等几任“参谋总长”分阶段执行。如1970年前后,台湾军方推行了“管理知识”运动,教育军人了解军事管理和效率的重要性,同时提拔一批台籍将校军官,有助于军事体制的改革和台籍将领的成长。在台湾当局的刻意培植下,这时期台籍将领人数有了明显增多。据台“国防部”1978年的统计显示,台湾军队中34.7%的尉官、18.8%的校官和7.4%的将官是台湾本土出生的。

  迅速崛起

  时间为1978年至2001年。80年代以后,台湾政局一直处在动荡不安之中。为了因应内外压力和保住执政权,国民党大力推行“革新保台”和“本土化”政策,尤其蒋经国在晚年为完成军队权力转移,进一步加快了“军事本土化”的步伐,刻意提拔台籍将领,以期国民党政权在其身后能长治久安。随着元老将领纷纷退役去职,军系人事历经异动,台籍将领在蒋经国、郝柏村、李登辉等人的刻意培植下迅速成长,一批台籍将领亦被破格进入军方领导阶层。如1981年底,蒋经国特意提升台籍将领陈守山出任“台湾警备总司令部总司令”,以改善“警总”形象。这样,陈守山成为蒋经国“军事本土化”政策的第一个“样板”和受益者,台籍将领中的第一位上将。陈守山的出线,带动了其他台籍军官政治地位的提升。1985年6月,蒋经国大量调整军方人事,刻意提拔一批台籍将领担任军方重要职务,如海军“中将”郭宗清担任“左营区司令”,庄铭耀“中将”升任“基隆军区司令”,陆军“少将”韦正哲晋升“中将军长”,“警总保安处长”陈境棠出任“警总中部中将司令”等。

  在后蒋经国时代,台湾军方秉持蒋经国“军事本土化”的旨意,积极提拔台籍将领。1987年底,郭宗清在晋升“二级上将”的同时,又出任“国防部副部长”要职,成为蒋经国“军事本土化”政策的另一个“样板”和受益者,也是第二位台籍“上将”。经过蒋经国的刻意培植,80年代后期,台籍将领的政治地位有了很大提升,人数也有显著增加,在台湾军队中已具有一定的规模。据台“国防部”1987年统计显示,军队中已有49.7%的尉官、34.7%的校官和16.7%的将官是台湾本土出生的。

  1988年1月13日,本土出生的李登辉继承国民党的“法统”,成为台湾当局的最高领导人。李登辉于1990年正式当选“总统”,并通过国民党内的权力斗争,掌控了党政军特大权。李登辉全面主政后,在推动国民党“本土化”、政权“台湾化”的过程中,有感于军队对统治权的重要性,对军队特别是军队高级将领的“本土化”用心甚多。在他的刻意栽培下,一大批台籍高级军事将领脱颖而出,共有将近50名的是经他授衔成为“少将”、“中将”、“上将”。如前“海军总司令”庄铭耀、前“空军总司令”黄显荣、前“副参谋总长”蔡春辉、1998年出任“空军总司令”的陈肇敏等都是在李登辉的刻意栽培下成为台军高级将领的。

  1999年以后,李登辉开始部署卸职的接班事宜,其中军事将领的进一步“本土化”是其人事安排的关键环节之一。1999年1月,李登辉宣布对军方高层主管进行改组,原“参谋总长”唐飞出任“国防部长”、原任“陆军总司令”汤曜明升任“参谋总长”并晋升“陆军一级上将”、原“副总参谋总长”李杰出任“海军总司令”、原“陆军副总司令”陈镇湘升任“陆军总司令”并晋升“陆军二级上将”。本省籍的汤曜明出任“参谋总长”,岛内媒体普遍认为,是李登辉刻意在卸任前安排军权移交给本土将领。

  全面掌权

  时间为2002年起。尽管本省籍的将领汤曜明于1999年出任“参谋总长”,部分掌控了军权,但依台湾“宪法”规定,台军军政、军令分开,军政大权,即“国防部长”仍然掌握在外省籍的唐飞(后来是伍世文)手中,“参谋总长”在法律上还要受“国防部长”的节制。因此,汤曜明担任“参谋总长”,还不能完全代表本土将领掌控了军权,本省籍将领完全掌握军权,是汤曜明于2002年3月1日起出任军政、军令合一的“国防部长”。

  有强烈本土与台独意识的陈水扁跟李登辉一样不信任外省人,其在主政初期,出于稳定政权的考量,除了在行政系统大量启用亲李登辉、亲民进党的本土人士之外,更重要的是大力推动军权本土化。他接受李登辉的建议,留任本省籍的“参谋总长”汤曜明。然而,尽管汤曜明掌控军权,但外省籍的“国防部长”伍世文名义上还是其顶头上司,汤曜明还要受伍世文的节制。另一方面,军政军令一体化是陈水扁信奉的“国防”政策。当然更重要的是陈水扁对外省籍的伍世文不信任、不放心。为了避免外省籍将领占多数的军方反弹,陈水扁藉军方体制改革来踢掉伍世文这块铁板,为本省籍的汤曜明全面掌控军权扫除障碍。

  在陈水扁的推动下,台湾“立法院”于2001年底通过“国防法”与“国防部组织法”,使军政军令合一法制化,即“国防部长”为最高军事指挥官,“参谋总长”为“国防部长”的幕僚长。二法于今年3月1日实施。恰好2月1日要进行“内阁”改组,陈水扁便藉机撤掉伍世文,换上其信赖的汤曜明。

  汤曜明调职后,牵动了军方系列人事调整:前“海军总司令”李杰升任“国防部副参谋总长”,同时晋升为“海军一级上将”;前“副参谋总长”苗永庆“上将”出任“海军总司令”;前“海军副总司令”费鸿波“中将”升任“副参谋总长”,同时晋升“海军二级上将”;“国防大学”校长夏瀛洲“上将”、“副参谋总长”王汉宁“上将”、“空军总司令”陈肇敏“上将”调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前“空军副总司令”李天羽、刘贵立分别升任“空军总司令”、“副参谋总长”,且同时晋升为“空军二级上将”;前“陆军总司令”陈镇湘“上将”调任“国防大学”校长;前“陆军副参谋总长”霍守业“上将”转任“陆军总司令”;前“国防部联合作战暨督察部主任”朱凯生“中将”升任“副参谋总长”,并晋升为“陆军二级上将”。

  在这波人事调整中,最引人注目者除汤曜明之外,还有本土出生的陈肇敏,因为陈肇敏已于3月1日出任“国防部军备副部长”。3月1日,台军一元化体制开始运作,军权全部掌握在“国防部长”及三位“副部长”手中,即总管全局的“部长”汤曜明,“军政副部长”康宁祥、“军令副部长”李杰(“参谋总长”兼任)、“军备副部长”陈肇敏。在四位军头中,除李杰外,其他均为台湾本省人,陈水扁推动的台军本土化至此大功告成。(本文作者朱显龙系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所副教授、副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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