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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这次会议结束了“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在关键时刻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它的意义和影响之重大深远毋庸置疑。但由于特殊的历史环境，当时保留下来的文献资料很有限。关于遵义会议的一些具体情况，特别是如何改组党中央领导的，很长时间里并没有准确的文献依据。1941年底中央书记处编印的《六大以来》，收入的有关遵义会议的文件只有一件，即《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这个决议是根据毛泽东在会议
上发言的主要内容，会议委托张闻天起草，而后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决议主要是纠正博古和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实行单纯防御，在长征中实行退却逃跑的战略错误，并没有涉及改组党中央的领导问题。
直到1982年，中央档案馆在1957年1月从苏联接收回国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文件中，发现一份没有署名、也没有成文时间的手稿《(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手稿分送当时尚健在的参加过遵义会议的邓小平、陈云、杨尚昆、聂荣臻等辨认，被认定是陈云的笔迹。经考证，判断成文时间为1935年2月中旬至3月上旬。虽然手稿只有第21～28页，但就是根据这份残缺的手稿，遵义会议的具体过程和所决定的主要内容才逐渐开始廓清。(曲志红)
(国防报2001年07月02日第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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