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00年5月8日是中国大使馆遭到轰炸一周年祭日，这一天我们收到了韩德强先生《西部大开发和对三 线建设的缅怀》一文。韩德强先生表示，本刊曾刊登的《对三线建设的回顾与反思》一文对他有很大的启示。他愿意从现实和 经济的角度，对三线建设作另一种缅怀，希望读者能对我国未来的安全环境作更深一层的思考。

　　我的确没有想到西部大开发会成为新闻联播节目的重点报道对象。去年夏天，当我从一些前辈的口中听说中央决定开 发西部时，我还以为是他们一厢情愿的猜测。西部的确应该开发，也的确具备了开发的技术和经济实力，问题是开发西部的决 定和中美签署WTO双边协议联系在一起，让我感到不可思议。因为，开发西部并不是市场行为，而是从国家民族长远发展大 局出发的计划行为，是以国家为整体的行为，而加入WTO则是彻底的市场行为，是全球化浪潮冲击的产物。这两种行为的逻 辑之不同有如水火，怎么可以同时采用呢？

　　心里存着这个疑问，便遥遥地观看着学术界和政界人士的议论，想了解个究竟。两会前后，西部大开发被炒作得纷纷 扬扬，据说“西部大开发”域名的价格竟高达几千万元人民币。但是聆听了领导人讲话和权威们的注释，学习了地方政要的领 会后，仍然感到不得要领。思前想后，归纳了以下几个问题，求教于大方之家。

　　一、 西部为什么落后？

　　开发西部先要认识西部。如果不搞清楚西部落后的原因，也就找不到西部发展的道路。有的学者从新石器时代开始， 历数各个朝代的东西部关系发现，一直到唐朝安史之乱以前，东西部之间的差距都不大，从秦至唐前期，西部甚至是中国的经 济和政治中心。那时的西部，地肥水美，草木茂盛，物产丰富，人口众多。然而由于过度开发，森林减少，草场退化，土地沙 化，地力下降，灾害增多，渐渐地沦为生态性贫困，丧失了经济中心的地位。至清朝，曾推行“湖广填四川”，“滋生人丁永 不加赋”，使四川经济一度繁荣，随后又因开发过度而使农业生态出现结构性恶化。从这一简单回顾中，我们大体可以有两个 印象。一是，由于西部生态平衡较为脆弱，所能承载的人口和农业经济活动有一定限度，超出这个限度进行开发甚至会造成西 部不可逆转地贫困化。二是，完全利用市场机制（如“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就是其中一例）开发西部很容易越出生态限度，因 为市场机制下人们所追逐的是个人短期经济效益，而对群体性的长期生态后果则缺乏预见和控制。

　　解放后，中国开始出现现代工业，也就开始探索西部的工业经济承载极限。六十年代的三线建设使西部的工业得到长 足进展，国防高技术工业基地遍布西北和西南各省，有力地带动了地方工业的发展，使东西部的工业经济差距得以缩小，而农 业经济的差距则依然如故。由于国防工业对资源和环境的要求不高，因此我们没有探索到西部工业经济的极限。但是在若干煤 矿、铝矿、铁矿等资源开发区，我们也已经感受到了工业资源经济对环境的严重污染，最典型的可能是六盘水地区。如果将高 附加值工业从西部移出，而使西部成为主要的资源工业区，可以预料，西部生态对工业的容纳也是有限度的。西部是长江、黄 河两大水系的源头，如果西部发生严重的工业污染，则对于东部经济也将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重庆及长江中上游的中小城市 已经对长江水质产生了严重污染。如果西部的资源型高污染工业得以大规模发展，很难设想西部的开发能持续多久，甚至中国 的开发能持续多久。因此，六七十年代在西部发展技术密集型企业基本上是成功的。

　　此后就是改革开放20年。在总设计师的蓝图中，这20年就应该是西部服从东部发展的大局，因此西部拉开与东部 的差距就是一个有意识的行为。事实上恐怕这既是有意识的，又是无意识的。因为，只要采取市场导向，只要采取开放导向， 则东部沿海自然会成为工业和商业的中心。因为，东部有海上运输与欧洲北美交通的优势，有与港澳日韩台及东南亚毗邻的优 势，又有经商传统，很容易成为全国经济的中心。如果加上政策优势，比如在沿海设立特区，给沿海地区地税收和引进外资方 面的优惠政策等，那么这个过程更容易大大加速。市场竞争的结果在国际间会形成中心—外围格局，在国内地区间同样会形成 中心—外围格局。中心输出高附加价值产品，外围则输出资源性产品和初级加工产品。九十年代初起，西部就开始有人看清初 这个问题，认为西部与东部存在着不平等交换，东部向西部高价输出制成品，而西部则提供廉价的能源和原材料。由于东部企 业的技术和资本优势，西部很难在制造业上与东部竞争。这种局面似乎还在加速发展。所谓“孔雀东南飞”，其实是西部技术 和人才资源的流失，由此所造成的是东部更加发达、而西部更加落后的恶性循环。也就是说，市场机制内在地会拉开东西部之 间的差距，东部的发达必然以西部的落后为提前。

　　有一种所谓梯度发展理论称，市场经济将使东、中、西三个部分梯次发展，先富带动后富。这种理论其实只是市场浪 漫主义的逻辑推论（参见拙著《碰撞——全球化陷阱与中国现实选择》第三部分），并没有经过实践检验。一个显而易见的事 实是，不可能人人都成为老板，而且成为老板的永远只能是少数，老板致富并不能带动工人致富；不可能全国都变为城市，城 市的富裕并不能带动农村的富裕。同样，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可能每一个地区都成为经济中心，成为中心地区的永远只能是 少数，中心地区的发展并不能带动边缘地区的发展。事实上，即使在东部，富裕程度也远不是接近的。深圳、上海、广州、北 京的人均收入在整个东部地区遥遥领先，直逼所谓中等发达国家，而其它的大中城市就没这么好。同样是浙江省，杭嘉湖平原 、萧绍宁平原收入水平较高，而浙南（温州地区除外）、浙西、浙中地区就仍然处在贫困之中。这就是因为经济中心具有排他 性，正如老板的财富具有排他性一样。如果老板不想方设法压低工资增加产出，老板的财富是无法增加的。同样，如果东部不 利用西部资源地区的竞争压低资源价格，不利用西部源源而来的打工仔压低劳动力价格，东部也很难发展得这么快。因此，如 果说梯度发展理论真的有什么现实意义的话，恐怕就是让那些实际上是沿海地区打工仔的西部有一个自我安慰。

　　然而，遗憾的是，在西部大开发的炒作中，很少有人指出梯度发展理论的根本缺陷，甚至还继续沿袭这一造成了西部 落后的理论。有人说，假设每一个到东部打工的西部人每年可净挣回1200元，那么1000万西部人一年至少可净积累1 20亿元的资金。这可能会比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钱要多。因此，鼓励各种资源的自由流动是促进西部发展的不二法门。然而 ，不知这位朋友是否考虑过，如果西部劳动力大量到东部打工，那么东部地区的劳动力供给过剩，价格必然下降，很可能就挣 不到回家的钱，更谈不上净收入了。不仅如此，由于东部可以自由地得到西部的廉价劳动力，东部就没有动力将生产基地转移 到西部去，由此将进一步拉大东西部的差距。

　　在谈到西部落后的原因时，梯度理论者们都不愿意触及东西部经济交流的不平等问题，而是把落后的原因归结为教育 落后和商品经济意识低下。其实，在三线建设取得成绩的同时，西部的教育也有长足的进展，例如西安是我国大专院校数量名 列前茅的城市；四川绵阳、德阳，贵阳的安顺、遵义，云南的攀枝花等新兴工业城市聚集着一大批搞尖端技术的人才。虽然西 部义务教育的水平不如东部，但义务教育水平的高低并不决定着该地区经济的发展。相反，我们看到的是，西部大量的高素质 人才“孔雀东南飞”，使西部的教育和人才之花被东部摘走，成为东部进入良性循环的要素。可见西部人口素质的降低与其说 是经济落后的原因，不如说是其结果。由此可知，如果单独强调增加西部教育投入，其结果很可能不是开发了西部，而是为他 人做了嫁衣裳。

　　还有一些梯度理论者把西部的落后归结为商业进取精神的缺乏。商业传统固然是东部地区发展的一个因素，然而经过 20年从商品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实践教育，西部人绝不缺乏商业进取精神，却没有了商业成长的机会（个别的不排除，如长虹 就在西部），因为国内的市场基本上已经被东部企业所占领。东部既享受着地理位置带来的技术和资源优势，又享受着西部廉 价劳动力的优势，还占据着行业进入壁垒的优势，西部企业是很难望其项背的。

　　西部的唯一优势可能是资源，包括劳动力资源，然而世界上最过剩的正是资源。在发达国家凭借技术和资本优势垄断 着世界工业的命脉时，发展中国家却在争相开发本国资源，使资源产品和工业制品的比价越来越不利。如果西部加入到这种全 球性资源开发的恶性竞争中，只能进一步推动资源价格的下降，不利于西部真正的发展。

　　也就是说，当我们探讨西部落后的真正原因时，我们恰好触及到了市场机制的负面效应。在举国上下视市场经济为解 决一切问题出路的时候，这是令人尴尬无比的事。

　　二、 加入WTO能促进西部大开发吗？

　　搞清楚了第一个问题后，本来就没有太多的必要单独讨论WTO与西部开发的关系。然而，有人认为加入WTO有助 于进一步加大中西部地区对外开放力度，有助于沿海地区的外商投资企业到中西部地区开展再投资，实现产业梯度转移，从而 有助于西部大开发。这就值得商榷了。加入WTO意味着中国经济全方位、无“门槛”地对外开放，意味着中国经济成为全球 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然而，我们知道，统治这个全球经济的是数百或最多数千家巨型跨国公司，各国的资源和生产基地都将 成为跨国公司组织的生产体系的一个环节，各国将在很大程度上丧失对本国经济的调节和控制能力。也就是说，开不开发中国 西部的决策权也许将落到跨国公司手中，而跨国公司将在全球范围内选择投入产出比最高的资源开采地来进行开发。在跨国公 司的眼里，如果中国西部的资源足够丰富，比如说有中亚地区那样庞大的石油储备，那么不需要中国政府进行引导，它们自动 会找上门来寻求合作，建设输油管线和炼油设施。反之，如果中国西部的资源分布得比较散，资源的品质不高，运输成本又降 不下来，根本比不上非洲腹地或南美，比不上土耳其或俄罗斯远东地区，那么就算我国政府全力引导，它们也不会理睬。因为 一家全球500强之列的跨国公司可以调动的资本远远大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它所计算的收益也不是蝇头小利，而我们 所能用以引导的却只能是蝇头小利。

　　至于外商投资有没有可能将设在沿海的生产基地转移到中西部，这个问题其实上面已经讨论过了。如果深圳的劳动力 和西部的劳动力价格相差无几，而深圳的交通、通讯、电力、金融等服务行业又远远好于西部，那么很难想象有什么理由要把 沿海的工厂关掉开到内地去。美国、日本的跨国公司之所以要将产业转移到菲律宾、印尼、泰国、中国，是因为国家边界筑起 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工人的巨大工资差距，而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又不可能自由流动到发达国家去。如果可以的话， 我想，代替七十年代以来的一轮轮产业转移浪潮的可能是一轮轮的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移民的浪潮，正如中国每年春节过后 中西部民工潮涌向沿海一样。这意味着，如果说跨国公司谋求竞争优势的产业转移行为，无意中开发出了“四小龙”、“四小 虎”的话，那恰恰是因为有非市场的国家边境存在，恰恰是因为劳动力不可以自由流动。如果存在一个一切要素都可以自由流 动的全球统一大市场的话，那么很可能的结果就是全球社会结构和地区的双重高度两极化。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加入WTO不但不能促进中国西部的开发，甚至有可能促使中国东部的西部化。因为在全球格局 中，真正称得上“东部”的只有美、日、欧地区，其它世界各地都将成为它们的“西部”。

　　然而，在讨论西部大开发时，似乎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个问题。正如人们没有搞清楚西部为什么落后一样，人们也并不 了解，东部之所以能靠市场机制发达起来，是因为有一个非市场的边界存在，这才能成为国际资本的“开发对象”。东部现在 自我感觉很良好，但从全球产业价值链的角度来看，东部无非是在以跨国公司为核心的价值链中占据了一个边缘性的位置而己 。不仅如此，随着人民币的坚挺，随着这一地区生活水平的提高，跨国公司在此地区生产的成本也在上升。一旦单位生产成本 上升到可以抵消工厂迁移的成本，那么跨国公司将此边缘性位置转给发生过金融危机的印尼、泰国等地的可能性就会突显出来 。那时候，东部才可能明白，喝别人做的肉汤还得看别人的眼色，最好还是自己煮肉汤。君不见，亚洲金融风暴所到之处，亚 洲的“东部”一夜之间沦为无人理睬的“西部”吗？

　　有一位东部地方官员的发言很值得回味。他说，“上海有国际级的港口等基础设施，可以成为西部和世界市场沟通的 物流中心；在人才培训和经济管理等方面有丰富的经验，这些也可以贡献给西部地区；作为资金和信息中心，上海也可以提供 西部在这方面所必需的服务；目前上海已经吸引了上千家外商投资企业，在和外资打交道、招商引资方面累积的经验也可以和 西部分享，将来甚至可以和西部一起去海外招商，然后共同到西部投资。”很显然，这位官员并不了解，吸引外商的不仅仅是 上海善待外商，更重要的是上海在交通信息方面的优势，加上人才和人口全国流动带来的低工资优势。前者是西部所不可能具 备的，而后者则是东西部差不多的。因此，他的讲话充其量只是表达了上海的善意，却无意中流露出上海做稳了跨国公司桥头 堡的自满。

　　其实，在一片吵吵嚷嚷的西部开发声中，类似的论调是主流。人们常常不假思索地以为，把东部经验复制到西部就是 西部大开发，并且据此来制订相应政策。例如中组部提出，从二○○○年起到二○○九年，每年选派四百至五百名西部地区和 其它少数民族地区干部到中央、国家机关和经济相对发达地区进行为期半年的挂职锻炼。人事部提出，要组织海外留学人员围 绕西部开发进行考察，提出建议，洽谈项目；制订人才智力引进政策，引导东部地区科技人员以多种形式参与西部建设等。问 题是，按照纯市场机制来引进人才的话，西部是否能出得起跨国公司的人才价格？如果不能的话，自然而然的结论就是，一流 人才到国外，二流人才到沿海，三流人才到西部。

　　西部地方领导人的开发观念也停留在复制东部上。因此谈到西部开发，西部地方领导人就急于建机场、修铁路、公路 ，搞开发区，以迎接东部企业和外资企业到西部来投资，复制出一个东部来。这种需要靠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工程固然可以带 来西部一时的繁荣，但如果不能形成有全国乃至国际竞争力的企业的话，如果不能吸引到足够的跨国公司的生产基地的话，那 么所有这些基础设施的投资成本就无从回收，就可能会成为地方和中央的巨大的财政包袱。当然，即使如此，当任领导是可以 留下政绩工程的，只是苦了后任领导，苦了当地百姓，也损害了人民币的币值稳定。固然，如果不是把希望寄托在复制东部上 ，而是扎扎实实地追求西部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从根本上改善西部生态环境，这些工程也是需要的，但是在方向、规模、 地点选择、时机把握及筹资方式等方面都将极大地不同于现有模式，而这种新模式是必然与WTO理念不尽吻合的。